李锐肖像 丁聪 作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迭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称谓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经武路二六一号，原为国民党将军潘裕昆的公馆（还记得二楼大厅门首，木板上刻着的联语是：“门有骅骝开道路，座看鹰隼出风尘”）。当学生时从它前面走过几回，见有卫兵站岗，很是气派。（经过风雨苍黄五十年，比起我自己现在滥厕其中的这栋干部楼，则又大为逊色矣。）而这时在门房中接待我的，已是身穿解放军装的传达同志了。
传达同志领我去见的是朱（副）社长，当即叫我跟两位记者一同下乡采访，第二天便出发。
李社长就是李锐，当天并未见到。
下乡也就是去几十里外的榔梨市（后来又到望城坡），一两个月后便回报社了。一回来才知道，那时的李社长，真可以说是整个“新湖南报”的重心和中心，牢牢吸引着大家的关心和注意。报社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讲起他的故事，几乎无例外用的都是欣羡的口气。这些故事，其实也就是他每天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院子里准备搭凉棚，一位几年后当了副社长的同志负责这件事。几天过去，不见动静，李锐问及，他说怎么搭棚架，用什么遮阳，还没考虑好。李锐便问：“你自己会搭吗？”“不会。”“那就请搭凉棚的师傅来考虑嘛！你只会生小孩对不对？小孩倒是会生，也生得蛮好，这该不必请师傅吧。搭凉棚，自己不会，就要请师傅，交给会做的人去做。当个区长，也要懂得领导方法嘛！老╳，我看你，当个区长还要费力哩。”
又比如，一位女记者写了篇新闻稿，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那时报社负责人天天看大样，有时还要送黄克诚、周小舟看过签字），觉得没有写好。上晚班的都是男同志，李锐便用过去长沙男学生开玩笑的“口标”说：“╳╳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正好那位女记者想知道自己稿子的处理结果，推门进来，恰恰听到这一句，也听到了当场爆发的哄笑。李锐一抬头，马上觉得失了言，连忙说：“╳╳不要误会，我是说，鸡婆没有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胡涂。
又比如，某次吃饭的时候，有人议论没有在座的某人“抢菜”，大有灭此朝食的味道。（当时实行供给制，二六一号楼下楼上大厅都作饭堂，八人一桌，另有机动席；李锐吃小灶，但偶而也在大厅和别人一道吃。）李锐听他说个没完，便笑着喊住他：“╳╳╳！你说某人吃饭抢菜，他当然是抢菜，但别人认为你也抢菜呀。某人也抢菜，可是却没有当你不在的时候背后说你抢菜，这大概就是你和他在抢菜这件事情上的优劣之分吧！”
这些故事，我多是事后听来的，可能会有些走样，越说越走样恐怕也不可避免。但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而说者听者当事者（如后来的副社长和那位女记者）都能持认同以至欣赏的态度，这就十分难得。盖四九、五○年间机关的气氛本来如此，而李锐的个人魅力，更是能够如此的重要原因。他首先是才足以服众，又能将自己置于和员工水乳交融的状态中，故能坦荡直率，以赤子之心相待，使群众对之毫无反感，即使话说得有点过火，或者出之以戏谑，也都能够被善意地接受。
我之所以对李锐产生好感，也是由于事后听说的一桩小事，不过因其与自己有关，便不会像听别的故事那样，欣赏过后便高高挂起。
那是在我下乡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下乡一行四人，两“老”两新，先在榔梨市附近搞了个把月。后来一分为二，我跟“老”中之一到了河西望城坡。在那里，我写了一篇通讯稿寄回报社，几天后便登出来，在乡下也看到了。回报社后，才知道这篇通讯稿的见报经历过一点小曲折。据告知我的人说，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李锐上晚班看大样时，对一篇通讯稿不满意（这种情形是常有的），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见他踌躇，便说：“同样题目的稿子，倒还有一篇，是不是用它顶上？”李锐要去一看，说：“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这篇就是我从乡下寄回的那一篇（刘音其时还在新干班学习，见到登出的通讯后，高兴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直到一九九九年新干班五十周年纪念开会我们见面时，才复印了交还给她）。
上晚班时有什么意见，李锐常常用红笔批在大样上，第二天在饭堂里贴出来。听说，关于这件事，李锐同志批了很长一段话，意思是选用稿件要看文章，不要看作者的名字；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云云。
“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对上半句话我一直表同情，虽为此受过讥讽，仍不想改口。文章除了被迫写的以外，总要自以为弄好了才会拿出来，别人认为好不好是别人的事，能够说好自己当然高兴，此亦人之常情，用不着矫情或故作不情吧。
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李锐便有了一种个人的好感，也就是知己之感。但我却从未为此问过李锐，更未借此主动去接近他。
李锐在《新湖南报》大概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调到省委去了。我只留下一本《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的“初印本”，可说是他的纪念物。这是一本只在报社工厂排印几十(?)本，并未公开发行，是作为“征求意见稿”的书，牛皮纸封面，大十六开本，版心却是小三十二开的。作者在“前记”中写道，这是为了在上下左右多留空白，好让审读者批注；还开列了为写此书采访过的人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朋友陈书农(五八年我被逐出报社后便租住在长沙市教育西街十七号他的院子里)，还有两名“在押反革命犯”彭国钧和熊梦飞。书可惜在“文革”中被拿走了，不然倒是李锐著作的“珍本”，大
约连他自己也未必还收得有。
反正从五○年冬最多五一年春天起，我便没再见过李锐。这一别便是三十年。三十年中，我和他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故，但对他的这一点知己之感却始终存在我的心中。
三十年后，我从劳改队平反出来，第一件事是要找回流落到内蒙古达尔罕茂名联合旗去了的女儿，她在那边已结婚生子，一家人弄回湖南有很大的难度。作过许多努力，包括找到省委负责人陈情，但光在湖南仍无法彻底解决。之后，已经调北京的柳思为我去找李锐。柳思告诉我：“谈起你，李锐同志还有印象。他说，这完全是反右派、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应该落实政策嘛。周惠现在在内蒙，我给他打电话。钟叔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也是他应该还的一笔帐。你叫钟叔河写份材料来，反正他又会写。能来北京的话，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一趟。”
于是，一九八○年初，我因往北京访书之便，由柳思带领，到木樨地“部长楼”重见了阔别三十年的李锐，此时他已调中组部，正管着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我正在策划《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黄遵宪、曾纪泽等人的出国载记都在编述之列，这些人又都是湖南以至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脚色，对此李锐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柳思先提起我女儿的事，给周惠的电话便是当着我和柳思的面打的，总之问题便由此解决，我和妻对此当然感激。
上面谈到了李锐为我做的两件事。批发通讯稿，在他不过日常工作百忙中之一小事（我看过他批过的大样，四个版上密密麻麻好多条），也许他事后很快便忘记了，却给了我做文字工作的一点自信，本来没打算在报社呆好久的，这时却打定主意呆下来了（至于在李朱走后我连年挨整，那是别人手下的事）。找回流落到内蒙的小孩，在他也觉得是落实政策应该做的，对妻和我却医治了心头最深痛的创伤，使彻夜为之不能成眠、泪水为之湿透枕巾的悲哀得以稍息，实在难忘。
我不大能够旅行，近二十年中仅到过北京四五次，但只要李锐在京，必定要去看望。他到长沙，也总要着人通知我，设法相见，互相讨论，并请我吃过几回饭(我则对不起，没请过他一回)，既畅且欢。这时的我，总不免忆及魏武《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的句子，诗中表现的这种情感总洋溢在心头，不过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
若要评说李锐其人，一下子反而好像无从说起。想来想去，只有借用李锐八十岁时那副见者无不称颂的寿联：
庐山雾瘴巫山雨
吏部文章水部诗
这样的联语打死我也做不出，但它既工且切，确实佩服，深表同意。
吏部和水部都是李锐做过的官，中委、中顾委按理说不是官，地位却更高；寿联的作者却不是因为这个官才念之敬之，而是因为此吏部有文章，水部有诗。不然的话，历届委员、吏部、水部，名字多得记都记不清，数也数不全（至于在省里时所当的社长、局长、部长，则群“道”如毛，更无足数，虽然二十年来我们一直称他“老社长”）。说句不大恭敬的话，这文章和诗其实也未必写得如何特别好，可贵的是从庐山雾瘴中来，看破并揭穿了这重雾瘴；而巫山的雨汇成大水，泛滥成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却能挽狂澜于既倒，即使力有未逮，凭这份心志也就算得上中流砥柱，可敬可钦了。对于我这个不贤只能识其小的人来说，特别欣赏的还是诗文中有时捎带的一句半句“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之类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锐何止可钦，简直可爱矣。
清人管同云：“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锐以研究毛泽东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而树立了学术上的地位，世界上都承认他，历史上也会站得住，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却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于此没资格评论。在事功上，李锐的大贡献是论三峡工程；我又不是学工程的，虽然从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画了二十一年工程图（若不如此折腾，真不知会多读好多书，多写好多字），但不过借以活命，故亦无评论的资格。所能够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没有本事像作序跋写书评的人们那样讲出许多大道理。最为拜倒的文章，却是他最近发表在《同舟共进》上的一次“上书”（“上书”为昭明太子所定文体之一，《文选》编为第三十九卷，当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上书”中那首“改唐诗”，刻画拼命争宠卖娇、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尽致，够得上《长恨歌》原作的大师级水平，读后不禁莞尔而笑，原来“老社长”尽管风云际会成了大政治人物——大政治学者，骨子里却依然同我们一样，还是个喜欢耍笔杆的书生，有那么单纯，有那么不怕祸隙，有时也还有那么一点子顽皮。
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峡工程有问题
作得出这样一首无情对，真是够损的了，此其所以为李锐欤，未可知已。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那位母亲和写母亲的女儿，我的所知却几乎等于零。四九年至五○年在经武路二六一号，李锐住在楼上一套夹正房里。我从五○年三月起，即在楼上饭厅吃饭，在楼下一间后房中做事，吃饭前后见到李锐时不少。他很得意地从地主家书中发现了“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这段霸田霸产的自白，拿来作土改宣传的好材料，编发稿件的具体工作便是我做的。他对下属工作上要求极严，语气却不乏幽默诙谐，日常生活也不高高在上，我却从没有听他谈过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那时范元甄也住在报社，但我极少见到她，偶而碰面，亦未留下“美人”的印象，更没见过她和小孩在一起。“六指子”（李南央的哥哥）时约三四岁，倒常在楼下各处转悠，抱在通讯员手里时居多，有些同志喜欢抚弄他，虎头虎脑很懵懂的样子。我因素不喜“呵”小孩，更不喜“巴”领导（李锐姐姐是我两个姐姐的体育教师，要套近乎还是有话可说的），所以一次也没有去逗过“六指子”，更不要说小妹妹了。
在通讯员和部分南下女同志中，有时也悄悄传说过“李社长怕老婆”之类的话。这和我心目中李锐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偶而想想，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
李锐调北京后，有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大鱼网主义》，署名“孙元范”。我知道是李锐的笔名，“孙元范”斢一个头，不就是“范元甄”么？这时又想，李锐还是曾经很喜欢自己老婆的吧。
初读繁体字本《六十年恩怨情仇》，议论很多。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很好，李锐有后（人）了；至于“恩怨情仇”，则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懒得去断。及至细读到“这样一个母亲”说什么“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了”，读到“这样一个母亲”和“某某某”睡在一起被“某某某”老婆撞见，起身穿好衣服说声“对不起”出门，这才真正同情起写文章的女儿，同情起女儿的父亲来。
看来，虽然我只能“识其小”，虽然我欣赏的只是四言联、无情对，但在对待江青式的“革命”和在这种“革命”的名义下“大干快上”的“左”的丑恶，自己感情上的取向还是分明的。
“老社长”今年八十四，最近读到他的新作，自称耄耋，应该说他也真老了。我今年亦已满七十，过了可以称老的线，身体则远不如他，脑出血一两立方厘米的情形已发生过两回，医生说再发就性命难保，很可能先他而去；我又从来怯于旅行，即使不溘先朝露，恐亦难有再相见时。这篇文章早就想写，总想写得像样些，便拖了下来；而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只怕越拖越难“进入状态”，故此次决心应周实之邀匆匆下笔。文章当然比不上高手，意思却是真诚的，刊出后“老社长”自己总会看一下，如有错讹，也好更正。
我为去世的友人唐荫荪写过《写挽联》，为健在的友人张志浩写过《卅七年前两首诗》，这回又写了这一篇。真希望还能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友谊再写点什么，趁彼此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二千零一年二月七日至八日，平江钟叔河写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曾载《书屋》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