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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性·理性·现代性

袁伟时著

  
  新文化运动一直高擎科学大旗。
  其实质是以理性反对奴性。"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1
  奴役20世纪中国人的有无所不在的祖传迷信:鬼神、风水、算命、卜卦、拆字、看相、扶乩 ……山村居民、里巷百姓虔信,"张天师"、"逍遥子"为豪门、权贵指点迷津。堂堂中华书局也居然办了一份《灵学丛志》,大总统黎公元洪为之题辞曰:"暗室灵灯"!垂垂老矣的严复一再撰文支持。《东方杂志》亦不惜篇幅,发表《命运说》、《新相术》、《观掌术 》、《挽近之神秘主义》、《梦中心灵之交通》等皇皇大文与之呼应。2
  最大、最危险的思想奴役来自知识阶层匍匐在民族洞穴之中,拜倒在圣人脚下。"勿尊圣。尊圣者以为群言必折中于圣人。而圣人岂耶教所谓全知全能之上帝乎?""吾人之于学术, 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3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一切国家走出中世纪都必须实现的理性化。言简意赅,它是直插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匕首,是百年中国屡战屡败的思想总结。不必说得那么久远,回首近50 年的风风雨雨,在解放思想与"姓中姓西"、"姓社姓资"的聒噪后面,争辩的中心依然是认同还是否定这些警世箴言,是继承还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
  人们责备新文化运动把科学偶象化,陷入了唯科学主义的泥淖。窃以为关键是如何看待人文学科的多元现象。
  近年来,论者频频以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为例,指摘"科学主义"。其实,当时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鼓吹科学对宗教、艺术、人生观等领域无能为力,或胡适、丁文江等认为这些都可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是不同学术流派的分歧;深入地考察,双方说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宗教、艺术、人生的选择和追求当然有很浓的直觉、自由意志等心理因素,其中有不少非科学所能穷尽的东西。但是,这些文化或社会现象又决非毫无内在规律可以追寻。百年来,这些领域都有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就包含对一些规律性现象的揭示。与此同时,"伟大的科学理论家相当于伟大的艺术家。他像艺术家那样会受到想象、直觉和形式感的引导。"4
  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意义的追寻。两种主张都可能作出各自的贡献。实绩取决于探索者的学养 、天赋、想象力和机遇。
  这些分歧不足于断定哪一方维护还是背离了现代性。后者取决于其他因素。
  在科玄论战期间,玄学家把现代性的核心--在法治切实保障下的个人自由淡化为"正己" 的"内生活修养";要用中国传统的"寡而均,贫而安"的思想去对抗"现代欧洲文明的特征。"用张君劢的话来说是:
  "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智识。此三者,与吾上文所举'我国立国之立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不同,不在种族之分立'云云,正相反对者也。循欧洲之道而不变,必蹈欧洲败亡之覆辙;不循欧洲之道,而采所谓寡均贫安政策,恐不特大势所不许,抑亦目眩于欧美物质文明之成功者所不甘。则吾以为苟明人生之意义,此种急功近利之念自可消除。"
  "吾确认三重网罗(按:指上述三点"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得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
  于是,他就主张实行"寡均贫安"、"以公道为根本"的"社会主义"!5
  笔者在此无意对张君劢毕生的思想倾向作任何评论。仅就科玄论战中他大反"科学万能"的同时,断然主张"消除""工商政策"(即"谋利之工商")和"自然界之智识",不论喷涂多少层"公道"和"社会主义"的油漆,显然都是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和嘲弄。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拒绝走向健全、正常的现代社会,谋求贬斥"谋利之工商"和"自然界之智识"而 "竭力提倡"宋明理学的"寡均贫安"的畸形社会。有各种牌号"现代性",真个是眼花潦乱,无所适从。如果脚踏实地,回到现实世界,问题就清楚多了。
  时至20世纪,思想文化的组合是复杂、多元的,其利弊得失不能简单论定。试金石是对"谋利之工商"、科学技术、个人自由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民主、宪政的态度。凡是否定和拒绝这些现代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前路是悬崖、峭壁乃是魔嶂。新文化运动说到底就是为这些基本运行机制在中国植根清扫地基。胡适等人在此期间孜孜以求的仍然是完成《新青年》的"未竟的使命。"6
  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研究系健将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张君劢毕生念念不忘中国的宪政。可是,在此期间他的思想组合中羼入上述因素,尽管是探索者在特定时期的迷茫,也不必为贤者讳。
1999年5月。


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2 参阅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广州版第295~30页。
3 陈独秀:《随感录》(一),《新青年》第4卷第4号。
4 波普尔:《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杭州版第268页。
5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12~113页 。
6 胡适:《致高一涵等》,《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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