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脫立新報道) 日前到訪多倫多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蔣子龍表示，中國文壇在經歷國內社會變革衝擊和西方創作思潮影響之後，已經進入一個可能產生、培養大師的成熟時代。他認為中國目前的文學創作基本不受官方意識形態的控制，並稱華人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中國作協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但中國作家並不以諾貝爾獎肯定自己的文學成就。

　由蔣子龍率領的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一行五人在參加渥太華「加拿大國際作家節」之後，順道訪問多倫多，並於前晚與本地文學創作者組成的「加拿大中國筆會」進行餐敘。這是中國作家首次參加加拿大國際作家節，除蔣子龍之外，另外幾名青年作家遲子建，徐小斌，周大新等都就自己創作的深刻探索進行了主題發言，與會者也就中國文壇現狀，傳統文化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女性文學及女性作家的創作等問題對中國作家展開熱烈提問。

蔣子龍認為，文革結束以來，中國文學創作經過了深化現實主義，尋根熱，反思歷史等不同階段，又受到西方後現代文化創作思潮的巨大衝擊。在短短十幾年裡，中國作家幾乎將西方文學中所有後現代的創作手法，什麼先鋒主義，結構主義等等，統統「演練」了一遍。此後中國經濟的巨大變革潮也令文壇六神無主。可喜的是在最近七八年，文壇的浮躁氣逐漸消失，作家們開始回歸文學創作本身，也找回了久違的自信與實力。蔣子龍對這種景象非常滿意，他表示，中國近年來深刻的變革對現代社會具有摧毀性的批判力，亦幫助文化走向成熟和深刻，再加上三十年來積累的豐厚文化土壤，令中國文壇進入一個可能產生大師的時代。

　蔣子龍表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原是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的翻譯，自已亦從事文學創作。他在中國作協受到培養，因此無論如何他的獲獎對於作協是一件值得高與的事。雖然中國的確有比高行健更出色的大師級作家，但高的獲獎使中國作家對諾具爾文學獎有了更真切現實的體驗。他的這番談話與當初中國官方對高行健獲獎時發表的評論相去甚遠。

　他表示，由於不同的語言體系，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存在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理解問題，令中國文學在同世界接觸時吃虧。他舉例說，不少根據小說改編的中國電影作品都在國際獲獎，只是因為電影將文字轉化成了形象。但其中最主要的文學要素，如故事，人物均來自原作品創作者的功勞。中國作家目前有這樣一種自信，即使沒有任何國際性的文學大獎，也絲毫不影響中國文壇創作的發展。等到中國文學發展到具有更深刻的影響力，以致世界文壇一定要關注中國作家的創作時，這種交流障礙就有可能被克服。

中國在文革時期及其後「反精神污染」時代曾經存在過文字獄。但蔣子龍聲稱，目前官方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目前的問題是「自由度太大，作家的本事在哪裡」。作家不再將注意力放到作品的政治傾向，而是文學創作本身的水準和質量。他表示，目前中國有至少三、四十位重量級作家，文學創作的整體力可能僅次於美、法等幾個國家，中國作家每年創作僅長篇小說就達七百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