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rotten 于 September 13, 2003 08:57:11:
发信人: zhouxx (群巫之长), 信区: PKUdevelopment
标 题: “大学改革座谈会”发言整理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3年09月12日19:53:37 星期五) , 站内信件
六七月间，北京大学改革方案在校内外引发激烈的争论，有关争论的情况《读书》杂志在上一期刊登了综述。七月十五日，《读书》杂志召开了“大学改革座谈会”，邀请部分大学教授和学者就大学改革的目标和方式进行讨论。北大改革使大学理念、大学教师的责任和权利等等问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这使我们回想起二○○一年德里达教授在《读书》的一次演讲主题，他反复强调的是大学作为一个无条件追问的场所在今天社会中应该负起的使命（见《读书》二○○一年第十二期）。我们也有必要追问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中国的大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李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尽管以十分边缘的方式参加了改革方案的制定，但今天希望以一个社会科学学者的身份谈几个问题，一是关于公共政策决策方式的问题，二是关于大学理念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这次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讨论过程有可能开启一种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先提出一套方案，然后交给大家讨论，不仅仅是闭门讨论，而且是公开辩论。辩论的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寻求较完善方案的过程，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并实现某种平衡的过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这种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式对决策者与批评者都是一种新的挑战。对于决策者而言，随着整个社会言论的开放、舆论监督的增强，决策者们恐怕不得不学会利用讨论的方式、也就是说服的方式进行决策与沟通，而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命令的方式决策并要求人们服从。另一方面，这种公共政策决策模式也对公共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方式提出挑战。我自己作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方案讨论的学者尽管对所有批评都感到由衷高兴，但对那些包含建设性建议的批评更感到感激与钦佩。有的学者倡导大家在讨论中运用公共理性，我对此深有同感。
其次，我想集中谈谈大学理念问题。这次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出乎意料地引发了一场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不少批评者认为改革方案违背人文精神。何为人文？从批评者的众多文字分析，似乎至少有几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其二是人文精神问题；其三是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视野问题。
第一，关于人文学科。不少批评者强调人文教育、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中的重要地位。考虑到近些年来整个社会乃至大学对人文教育的轻视，考虑到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与弘扬中华文化优秀内涵的重大意义，我完全同意今天应该着力强调人文教育的地位。不过，我也想指出两点，第一，北大人事改革方案仅仅涉及教师职务的晋升，方案本身不涉及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事实上，北大近几年实施的一些改革，特别是在通识教育方面的改革，都是希望在本科教育中引入更多的人文教育内容。第二，我觉得在强调人文教育重要性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大学理念的其他方面。有的批评者将大学理念归结为人文精神与公民教育，我以为是不完全的。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最早的意大利大学主要是职业性教育机构。后来，牛津、剑桥等大学以绅士教育为特征，是典型的人文教育。但大学地位的真正提升是洪堡式的德国大学，它强调科学研究在大学的核心地位，强调知识的创新，从而使德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在短期内突飞猛进。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引进、借鉴德国大学模式改革美国大学，创造性地融合了不同的大学理念，发展出具有特色的美国大学。美国大学模式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是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二是“巨型大学”的理念。“巨型大学”体现了大学内部结构与目标多元化的特征，使大学避免了追求一种特定模式所产生的弊端。具体而言，大学的目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人文教育，其二是科学研究与创新，其三是社会服务。美国大学发展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启迪。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态度。美国人在十九世纪十分虚心地学习德国大学的制度，当时那些改革的先行者颇有言必称德国的味道。其次，美国人十分巧妙地将德国的研究生制度与从英国继承而来的本科生学院制度结合在一起。再次，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使他们的大学制度容纳了社会服务的功能，这在当时欧洲大学并不多见。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时，也应该借鉴美国人那种将创新与传统、理想与实用相结合的态度。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点，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强调人文教育的同时仍需大力强调科学研究。今天，一些熟稔西学的年轻学者喜欢将人文教育与古希腊的哲学联系在一起，倡导所谓公民教育。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修齐治平是一套相当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韦伯在描述中国的士人阶层时写道：“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士”的阶层，而且造就了“士”这一阶层的独特政治责任感。但是，这种人文教育在面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冲击时显得不够有力。鸦片战争时，西方的船坚炮利着实让中国人领教了一番。所以，自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追求“科学”。五四时期的两个口号，科学与民主，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在中西碰撞中彼之所长，我之所短。当然，将科学绝对化，导致科学主义是有问题的，但科学本身的价值决不能贬低。今天，我们面临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大任务，发展科学仍然是大学的核心任务。
第二，我希望简单谈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问题。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大学教育应该包含深厚的人文教育内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关于人文精神的价值，我觉得讲得最好的是民国时期的潘光旦先生。他指出，科学好比是一把刀，如果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缺乏人文精神，就会导致“童子操刀，其伤实多”。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大学的人文学科研究也需要科学精神。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仅指出人文主义的贡献，而且分析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描述了人文主义衰落的原因。我理解，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后来出现了分化：一方面，从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了科学探索，导致后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固守人文主义理念的学者从十六世纪开始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的影响。原因是：其一，人文主义学者满足于阅读经典、模仿经典，丧失了创造性；其二，由于人文主义不接受任何“科学”的标准，学者之间往往无原则地互相攻击，影响了人文主义的声誉。
今天，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衰落的原因我们应该记取。事实上，今天大学的人文学科就其基本特性而言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当然，不是英文中的“science”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德文中“Wissenschaft”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这种科学的内涵是追求韦伯所谓的“理性化”的知识。这种理性化的知识是一种可以积累、进步的知识，是一种可以由客观标准评价的知识。
第三，关于人文学科的国际视野，引起很多讨论。改革方案的第一稿中有一条，“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任教授应有能力用一门外语授课”。这一条引起不少批评，有的批评将这一条进一步引申为要求人文学科用外语发表文章，甚至引申为人文学科将不分青红皂白地只聘任美国大学东亚系的毕业生。由于有这方面的引申，所以有不少讨论强调我国的人文学科已经是世界一流，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无法相比。
对于这些批评，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第一，我以为，方案原文的含义是强调对大多数学科而言，今后的教授应该有能力用一门外语讲课。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北大的课程全部或主要用外语讲授。在我看来，不仅中国文学、历史等不应用外语讲授，就是关于西方的课程，也要视情形而定。即以我本人讲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例，也应该用中文讲。一方面，母语交流对教师和学生都来得容易、自然；另一方面，用中文翻译、讲授的过程也是西方理念中国化的过程。但是，随着外语教育水平的提高，北大将来多数学科的教授应该有用外语讲课的能力。除了北大教学自身的需要外，对外交流也是重要的考虑。北大不少教授有到外国访问讲学的机会，如果在东亚系之外的学科讲学，恐怕需要用外语授课。此外，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我们有许多外国短期留学生，需要用外语授课。这些年，欧洲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大学为了吸引国外留学生开设不少用英语授课的课程，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也不能完全不理会这种全球化的趋势。老北大不少优秀的学者，包括人文学者都有良好的西学与国学根底，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第二，不少人提到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相比，中国的人文学科已经是世界一流。我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不仅中国人文研究，而且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西方学者无法匹敌的方面。尤其是在资料的掌握以及对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妙的体会方面，我们有外国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是第一流的。以历史研究为例，黑格尔讲，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第一层次是资料功夫，后两个层次是解释。我们不必完全接受黑格尔的说法，但历史研究中的解释与分析的确很重要。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研究也有很了不起的贡献。我自己研究过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在这一领域，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等学者的著作不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十分优秀的，至少和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同样优秀。更何况，我以为，在我国经济、社会逐步开放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应当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超越西方汉学的水平，而且应该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领域为参照系，看看我们在研究自己文化、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时是否达到了他们研究自身问题时所达到的水平。这样一个目标当然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关于北大改革的论争，有的牵涉教育理想，有的针对具体方案。前者玄虚，但立意高远；后者激烈，但不无互相妥协的空间。我关注的是，为什么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之所以吵得很凶，有些是方案本身的问题，有些则是主事者在对方案进行解释时，用了很多不太恰当的比喻，越说越乱。修辞学是双面刃，不善用的，很容易伤及自身。我算是研究大学多年，对目前北大以及其他中国大学的困境略有了解，深知主事者创新之艰难，因而，即便有所批评，态度也都比较温和。争论的双方，一般都承认，北大必须改革，关键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北大百年，有过很多改革，有的改好，有的改坏。但以往，无论改好改坏，都是学校以及上级领导拍板做决定，与教师学生无关，我们只能当“事后诸葛亮”。这次不同，学校在制订方案时，让大家参与讨论，这很好。一方面是校方的心态在改变，另一方面也是互联网起作用。我感到高兴的是，校内校外，这么多人都来关注北大的改革，并进而讨论所谓的“大学之道”，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一点，对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将起很大作用。看了很多报刊文章以及网上的帖子，确实有些意气用事的，但总的来说，讨论很认真，也在逐渐深入。这点很不容易。我甚至认为，也只能是北大，才有这样的局面：包括校内激烈的争辩，公众参与的热情，以及传媒的推波助澜等。在其他学校，即便想这么做，也没这个效果。很可能是，一说改革，天经地义；方案一出来，就这么推行下去，有问题以后再说。北大的争论，起码让我们明白，在大学里，利益是多元的，文化背景是多元的，学科背景以及价值取向也都是多元的，不能要求广大教师“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在我看来，不管反对的声音多么刺耳，当领导的，都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
这次北大改革方案，一开始没有人文学科的教授参与，我觉得是很大的遗憾。同样是文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文化情怀与学术理念也有很大差异。至于普通教授与行政管理人员，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你以前可能是很好的教授，可你当了校长、部长、院长，屁股决定脑袋，思考问题时，必然注重行政管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承认各自利益以及立场的差异，这样才有对话与协商的必要。不是说服，也不只是征求意见，而是对话与协商。不能说提意见的，就是“搅局”；更不能将反对者说成是害怕竞争。大部分参加讨论的人，都不是考虑自己会不会被淘汰出局，而是争一个“理”者。他们关心的是，这样改，对还是不对。
关于北大的改革方案，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以美国为榜样；以市场为取向；以管理为中心。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整个中国大学，目前都在走这条路。这条路表面上很正、很直，但有好多陷阱，我在文章中已经略为涉及，今天不再重复。我介入这场讨论，是想追问，有没有更好的路，能否回避目前就能看得见的陷阱。
我知道，北大校方有其难处，只能在现有体制及框架内修修补补。目标太大了，牵一发动全身，不可能有惊天动地的举措。要说改革，其实不少学校走在北大前面。举个例子，今年七月九日的《人民政协报》上，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一篇是专门介绍东北师大推行了三年的“教授治校”，其中有这么一段：“保证学术自由的制度的核心就是‘教授治校’：尽可能避免非学术因素对学术活动的干预，保证学术活动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保持学者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学科带头人引导群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的或主导性的作用，学校的行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具体措施是否真能落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起码在指导思想上，东北师大的“教授治校”，不同于北大准备设立的起咨询作用的“教授会”。另外一篇是采访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他在今年的“两会”上提议案，倡议将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大学彻底转制民营，一来减轻国家负担，让其腾出手来解决中小学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难题；二来吸引民间资金，让民办大学尽快成长起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使高等教育多元化的企图，不管能否落实，单是议案本身引起广泛关注，就足证中国的进步。在我看来，这些努力，都比北大目前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要激进得多。如果成功，其意义非同小可。北大属于敏感地带，众目睽睽，人多口杂，过于前卫或风险太大的改革，都很难实施。因此，如果你关注中国大学改革，不要只把眼光盯在北大。真正的大学精神创新或大学制度改革，很可能不是发生在北大。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最初的感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赞成、愤怒、失望。赞成是说，这次改革所致力的竞争机制，是我们现在大学体制中所缺少的，是我们将来无论如何要走的路，这个方向没有错。中国高校中的积弊已有经年，革除这些积弊是人们翘首以盼的。人们也知道，无论是从什么地方入手，中国大学体制的一场剧烈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愤怒的是有关方案的说明，明显地表现出行政本位下的管理层对教师的蔑视。我同意一个说法，论证比方案本身有更多的问题。这次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支持者，确实是在不断重复这个论证方式，即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从改革者的角度来看，也许是一种争取学生支持的策略。但认真地说，这种评价是非常轻率的，甚至会对学生产生有害的误导。
据我所知，其实这个说法过去是经常挂在北大教师的嘴上的，这表明他们对自己不满足或不满意。这是一种自责或自我激励。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但这次令我吃惊的有两点：第一，这次是由学校的领导人说出来的。我想，在世界上，一个像北大这样的学校，校领导能对他的两千多名教员做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罕见的，也可以说是不慎重的。第二，由学生之口在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再次将这个话传播开来，是一种非常不得体的行为。
北大的学生是不是一流？当然是。这指的是智力和高考时的成绩。那北大教师的智力和素质是几流的？应当承认，那也绝对是一流的。因此，可以说，作为改革方案前提的基本判断是有问题的。
但我也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北大的一些人文学科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哲学思想，你当然可能是最好的。但这和世界一流的标准不是一回事（如果有这个标准存在的话）。看一种具有很强特殊性的人文学科在整个学科共同体中的位置，不应当只是看你的具体研究内容，而是应当看你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整个学科的贡献。比如，法国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历史学中有很大影响的学派，并使得法国历史学在史学界站在前沿位置，并不是因为它把法国历史搞得比别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更清楚，而是因为它提出了把握历史的新理论和方法论，这个理论和方法论影响到许多历史学家看待历史的方式。
概括地说，我认为，如果评价北大教师，应当承认这样三点：第一，北大教师的素质是一流的，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第二，在教学和科研水平上，与世界的最先进水平相比，确实存在很大差距；第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流智力和素质的教师为什么缺少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要说改革的方向，必须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基础上。究竟是他们的素质不行，还是素质行但不努力，还是在他们本身之外的其他原因？有人用下面的比喻说明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状况：中国的高校教师就像是长在盐碱地里的麦子，历尽艰辛，虽是矮秆，但终于达到了亩产二百斤的产量（不可否认这里有稗草，也有一穗结二百粒的好麦子），可美利坚的良田沃土里的麦子却是亩产一千斤。于是仁人志士捶胸顿足，痛斥自家小麦品种之不良。殊不知，就这块贫瘠的盐碱地来说，达到亩产二百斤的自家品种其实已经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品种之一了，如果不说是最好的话。这个比喻可能比北大的改革方案更涉及到了问题的要害。
失望是说，对于解决中国大学的积弊来说，这个改革方案所触及的是敏感的但远非是要害的问题。现在大学的根本问题是行政本位，加上不良学术评价体制。长期的行政本位，使教学和科研成为行政的附庸，教师与行政是依附关系。八九十年代，学校没钱，体制的弊病还不明显，但是这几年，体制内的资源在迅速增加，动辄几百万，上千万。资源增加了，但是分配资源的机制没有改变，所以搞出各种各样的考核评比。我们不是反对竞争，关键是竞争的规则是什么？资源分配的权力问题不解决，竞争再惨烈，也不可能是促进学术的竞争。公正的学术评价很难吗？只要你在一个系随便找十几个学生，很容易将好老师差老师分出来，很容易评价出谁的学术和教学水平是如何的。但问题是，我们掌握着评价权力的行政领导和专家往往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学生与评价对象没有特殊关系（在这方面，研究生因为有导师的关系，评价就可能不如本科生客观），而领导和专家们往往受其他种种考虑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作为前提，竞争的效果就很可能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因此，我觉得现在在北大首先不是大张旗鼓的改革问题，而是为改革创造一些前提性条件。首先是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教授的尊严。具体说，是首先清理教授队伍，使教授成其为教授。据说北大现在有八百教授。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年老而有成就者；二是其他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三是官员和思政、管理学教授（有的就是行政人员，但与前面的官员不完全重合）。具体做法可以考虑，一是将第三类剔除出教授队伍，这样也许可减少教授一二百人。在剩余的教授中，分离出一部分专门的教学岗（可结合自愿的原则），估计也可分离出一二百人，为了容易接受，可将其称为教学教授。这样，就可以减少教授二三百人左右。空出大量教授岗位，在此基础上谨慎进人。
第二，建立校级教师遴选委员会，负责本校教员的职称提升和进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遴选委员会一定要放在校级，而不能放在院系。遴选委员会只负责程序和组织。
由考核委员会（按学科组成）来做决定。但考虑到在中国学术界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可实行如下原则，一是本校副系主任以上职务者不得担任考核委员会委员；二是三分之二以上委员由校外人士担任；三是不固定人选，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第三，要形成一种机制，使校内配置资源，特别是课题经费的配置，能真正到优秀的学者手中。其实，现在的方案对于真正的优秀者也是起不到激励的作用的。对于真正的优秀者，要解决的是他们要有必需的资源，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优秀学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其实，一个大学能够保障几百个优秀的学者出成果，就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现有副教授和讲师的问题，我觉得，算了，别想方设法折腾他们了。北大教师说起来两千多，去掉官员不足两千。三万左右的学生，教学还得靠这些人。而且总的说，他们的素质和水平不错。（未完）接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