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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在回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和昆明。前面提到，由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南下打到贵州，引起西南大后方震惊，促使人人关心政治，关心战争，也促使爱国民主运动高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联大、云大的学生、社团、民盟等组织了多种集会，办刊物，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张奚若、曾昭抡等民主教授发表讲演，写文章，带头游行，中心口号只有一个，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
联大校园内，各种社团纷纷建立，如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新诗社、阳光美术社、悠悠体育会以及几十个壁报社。小马是活跃分子，参加了歌咏队，又参加剧艺社。在1944年秋，学生自治会改选，击败了三青团分子，进步同学取得了胜利，中共党员齐亮等当选为常务理事，女同学小马和许诤当选为理事，小马还当选风纪部长和女同学会主席。女同学会建立后，首先抓改善伙食，她们建立监厨制度，协助炊事员精打细算，保证饭菜的质和量，月底还有些节余，改善生活。这种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同学谋福利的作法，受到同学们的欢迎。1945年的“三八”妇女节，联大女同学会组织了一次“恋爱婚姻问题座谈会”，包括一些男同学，共有数百人参加，把偌大的“昆北食堂”教室都挤满了。大家发言很踊跃，从正确的婚姻观谈到妇女的真正解放，从今天的读书谈到明天的社会地位，妇女要自尊、自立、自强和自爱，等等。这次座谈会使许多女同学受到启发。
在考试前夕，女同学会还推动同一专业的同学组织起来，互相切磋，温习功课。这样做，出于诚意的交流，增加了互相了解，符合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扩大了交友的圈子，也扩大了进步同学的影响。
1945年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原有的许多秘密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小马被选为民青二支部的支委兼小组长。到5月，在南院的女同学参加民青二支部的已有14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但蒋介石为解除他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在10月3日凌晨，以突袭的方式，把龙云挟持到重庆，下一步就要对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下毒手，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发动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活动，具体安排是在11月25日在联大民主广场召开一次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到会的大中学生和市民6000多人），请费孝通等四位教授讲反内战的道理。特务派人多方捣乱失败，会场周围突然枪炮声大作，子弹低空掠过，与会群众情绪激愤，在《我们反对这个！》歌声中散会。经过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的发动，联大新校舍、南院、师范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一致决定罢课，其他三十多所大中学校也相继罢课，并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内战，宣传队员被特务殴打。12月1日，数百名武装特务进攻联大新校舍。同学们关起大门，并搬出大批教室的黑板、黑板架和椅子堆在大门后，特务一时不能攻入。在校门外的一个特务拉开手榴弹的弦，正想往校门内扔，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中共党员）上前劝阻，手榴弹爆炸，于再受重伤，当天去世。特务呼啸而去，进攻附近的联大师范学院、杀死潘琰（女，中共党员）、李鲁连、张华昌三人、三十多名学生被打伤，其中缪祥烈重伤，后被迫锯去一条大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小马和广大同学一样，悲愤莫名，冒着继续被殴打的危险，第一批走上街头讲演，控诉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我当时已经入党，负责宣传队的组织工作和组织起草文件（如《告士兵书》、《告市民书》等）。运动期间，我和小马还时时见面，但谈的多是学运了。
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之后，“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大家投入紧张的备课、考试。5月4日，联大结束，2000多师生北上平津，分别参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学习。
小马已经毕业，她赴北方的目的是去久已向往的解放区。我本应也于1946年毕业，但1944年我因革命工作需要，曾赴滇南建水县临安中学教书，休学半年，故还须在北大学习。1945年我已经是中共西南联大第二支部的书记。这样，歪打正着，我可以住在北大继续做地下工作。
当时联大的安排是每25人自由结合，共乘一辆大卡车，从昆明至贵阳，再赴长沙，然后乘火车到武汉，乘船顺流东下到上海，再乘船到秦皇岛转北平。我和小马同车到长沙，一路上看见农村十分贫困，中午每到一个站打尖吃饭时，常有一群枯瘦的孩子向我们乞讨要钱要饭吃。看见这些，小马总是难受得要哭，饭菜不能下咽。我们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农民才能摆脱贫困。到北平后，我们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地。不久，她就和一些同学一起到解放区去了。我在北大，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抗暴）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工作之后，已经暴露，于1947年3月，也和两位同学一起去解放区。我们去解放区的秘密路线是北平—天津—沧县下火车，然后步行二、三十里，通过封锁线，到解放区泊镇，说找“康市长”，这是联络暗号，表明是白区地下党介绍来的。我们的目的地原来是延安，后因延安正在打仗，就改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为河南武安冶陶），当时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一般干部往来都靠“派差”，由当地农民出马（或牛、驴）车，一站一站送。我们是从泊镇出发，向西南横越冀中平原，经过衡水、南宫、邯郸、邢台再到武安，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从武安送人到邢台后再返回武安的车。车夫很健谈，快到武安县城时，他告诉我们说：“前几天武安师范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演的可好啦，大家都掉眼泪啦！”我心里怦然一动！是不是我的小马啊？我就请车夫先把我们拉到武安师范去。一看，果然是她！还有联大同学“老总”（罗长友）和徐晶，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了。武安师范的王校长动员我留下当教员，我当然同意啦。大家准备了些太行山的花生、大枣等，热热闹闹地为我和小马办了结婚喜事。晚上，她告诉我：“天天看报，看到北平抗暴运动取得成功，为你们高兴，又看到国民党抓人、枪毙人，又为你担心着急，有时晚上被恶梦惊醒……”听了这些话我十分感动。
当时国共正处于交战状态，解放区和白区之间，邮电根本不通，小马到解放区后，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她又改名黎勤，我更无法打听。如果不是那个车夫无意说起，我可能无法找到她。我们能这样重新聚首，真可算是有缘了。
武安师范是当地最高学府，参加学习的有小学教员，也有基层干部，学习的内容密切配合当前战争和土地改革，自编教材。我和小马都是学历史的，就给学员们讲历史上封建皇权和贵族、地主怎样剥削农民，“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以致引起一次次农民起义。因为我们都是以故事形式讲的，又结合教文化，所以学生们反应很好。徐晶是学化学的，她就讲化学常识，结合教学生怎样造肥皂。“老总”讲时事政策，有一次他和学生带领一批农民往豫北前线送公粮，抬担架，中途遇见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他过去在联大时常感到在白区搞学生运动不过瘾，想上前线真刀真枪和敌人干，这下子他是过了瘾了。
总的来说，我们那个时候心情是愉快的。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颇有反感，那一年的“七一”，是中共建党26周年，各区、镇、村党委、支部都敲锣打鼓给县委送大批猪、羊和绫罗绸缎来贺喜，煞是热闹。我们心想，这时农民都很苦，何必呢？
四
1947年秋，中共中央青委来了调令，调我和小马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报到，汇报“一二·一”运动情况。不久，其他联大同学庞邦镛、范椿镛、马复高、沙叶（周桂棠）等也来了。汇报并讨论了约一个多月，结束后，我们就下乡搞土改。当时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担任中央土改工作团团长兼平山县委书记，青委的其他同志如杨述、韦君宜、马仪、王康等分任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我们则分到各乡，组成土改工作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搞土改。这下子真让我们体会到农民吃糠咽菜的艰苦。说起衣服来，也很可怜，有的人只有一件衣服，秋天加一层就算夹衣，冬天添点棉花就算棉袄，夏天把棉花拿出来就算夏衣；妇女在夏天上身只穿块肚兜布……。我和小马分在两个乡，几十里的崎岖山路，只有二、三十天回工作团汇报时才见上一面，互相说起农民的困苦情况都很难受，但也相信土改以后，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再受地主的剥削，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活一定可以大大改善。
土改期间我们和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样高兴。在“保卫胜利果实”，“前方打老蒋，后方刨蒋根”的口号下，母送子、妻送夫上前线参军、抬担架、送公粮。广大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但是我们也经历并执行了“左”的政策：定成份是查三代，扩大了打击面，把一些不该划为地主富农的也当地主富农处理了，有的被打伤打死，有的被扫地出门；贫农中一些勇敢分子为了逼浮财，动用了刑讯逼供，侵犯了城镇中工商业主；开群众诉苦斗争大会时，有的勇敢分子假公济私，官报私仇，打死了人……。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群众运动开始时防右”，即听任放任群众，“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不必讲政策。事实上，所谓群众，往往被一些“勇敢分子”操纵。又一句话，“运动后期防左”，到了运动后期，任弼时和毛主席都讲话了，要防左，斗错了的要退赔。但人被打死了，粮食被吃光了，怎么退赔？有的人骂我们工作组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们也无可奈何，县里开碰头会时，我和小马说起这些事，都有同感。
土改结束后，我和沙叶、张定等被派往济南、开封、洛阳等地调查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的思想情况，回来后随大军于194９年春进北平。团中央成立后，我在研究室工作。小马土改结束后进中央团校学习，后随军进入天津，做纱厂女工的工作，不久随团校回北平，在良乡团校研究室工作。
1949年12月，突然通知，把我调到空军哈尔滨航校当政治教员。1950年，小马被调到哈尔滨团市委（同在哈市的联大同学还有裴毓荪，温功智）。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我在郊区机场，又是抗美援朝期间，进城机会不多。
1954年，我调回北京，在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当编辑，负责政治组。隔几个月，小马也带着几个孩子回北京，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
1957年，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问者足戒”。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了动员，他首先介绍在陕北的时候，有人咒骂为什么老天爷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就说是反革命，要把这个人抓起来。毛不同意，说要了解人家为什么骂我们。后来调查知道，因为公粮负担太重，老百姓普遍挨饿，所以有怨言。因此毛泽东发动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还改善了军民关系。刘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共产党是欢迎批评的，通过批评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刘司令员还检查自己过去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些同志见了他就害怕。他希望大家对他提出意见，贴大字报，帮他改正。这时空政让我们政治组编一个《整风简报》，到各单位参加座谈会，看大字报，专门搜集尖锐的意见，整理出来，登在《整风简报》上供空军领导参考。政治组的几个同志到各单位了解情况，普遍对刘司令员讲话反映挺好，有个工程师过去挨过刘的骂，以后见了他就害怕，这次听了他的动员报告，解除了顾虑，把过去不敢讲的话都讲了出来，希望刘司令员能改正骂人的缺点。我们政治组几个人汇报，许多单位都有类似反映，于是大家就凑成一张名为《向刘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的大字报，内容也真是和风细雨，希望刘司令员向毛主席学习，并重复刘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加上工程师的例子。大字报写出来后，谁署名？政治组的同志过去因家庭、历史、社会关系等问题被整怕了，都不敢署名，就推给我，说：“老李，你是老党员，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署名，我们支持你。”我心中坦荡荡，认为这是帮助党整风，就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一下惹下了大祸。
过几天，空军大院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说我是大右派。又打开我的抽屉，搜出我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文章（草稿）。我是为响应中宣部办的《学习》杂志就此问题展开学术讨论而写的，内容主要是：1，社会主义要按劳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但是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体脑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是很难比较的，因此分配时要照顾团结、互助，高级干部因责任重大，应该多分些，但不要太多，否则脱离群众；城市职工创造价值较大，又全是商品性消费，应分配多些，但工农分配不应差距太大，对职工增加工资时，应该考虑农民收入，使工农差距逐渐缩小。
搜出这些文章后，吴法宪等认为是找到我的反党理论和纲领，说我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简直罪大恶极，于是把我的右派升为极右。
小马当时在《中国青年》工作，有一天，她和总编辑邢方群一起去总政宣传部了解部队青年思想和反右情况，对方头一句话就是：我们空军抓出一个反党的大右派李凌。这句话对她简直是五雷轰顶，她不相信。十多年互相了解，李凌是穷学生出身，一向对人民对党无比热爱，明知在白区参加共产党就要冒生命危险，还是义无反顾，这样的人怎么成为反党的右派呢？但是总政宣传部的同志的话、空政的判决，又是铁的事实，她痛苦极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被抓起来，关在地下室，轮番批斗。1958年春，我被持枪士兵押解到黑龙江北大荒850农场畜牧3队劳改。每天劳动十多小时，根本没有什么休息节假日，开始时高梁米还可以勉强吃饱，后来定量越来越低，每个月只有18斤，还要干繁重的活。我们农场土地很多，也很肥沃，但地势平坦，很多洼地，而当地每到八、九月秋收时总是下雨。曾有人建议应先挖好排水系统才播种，却被认为是右倾受批判。结果春天播下春小麦，丰收在望时，地里却水汪汪。原定用康拜因收割，此时机器无法下水，造成严重减产，才悟到要挖排水沟，于是右派就要在冬天修水利。北大荒地多，排水沟越挖越远，挖沟的右派们就只能随着排水沟的进展不断搬住处，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地上，苦不堪言。我多次想自杀，如果不是1959年底就摘去帽子，我可能就死了。据和我在同一劳改队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一书中说，我们所在的右派大队中的一个队死亡约三分之一，另一个右派劳改队1200人中死了1000人！
我们这个右派劳改队有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一机部、新华社、大公报等单位以及部队的大右派，共五、六百人，工种很多，流动性很大。按规定，中央各单位来的右派，劳动一定时间以后，就回去了，而我们部队的右派摘了帽子以后还要留在农场工作。以后我又听说，农场领导看我的档案，就那张大字报和关于分配的学术文章，怎么看也不像右派，再加上那个时候上级要农场办党校，而我又当过政治教员。可能因为这些原因，于1959年底第一批摘了我的帽子，留在农场党校当政治教员。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马，她自然十分高兴。
五
1957年反右派以后，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使原来左的政策更左，全国大饥荒。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２０００年第三期发表的的文章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4000万，全国普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小马除了背上“右派老婆”的沉重包袱外，还要负担四个孩子的生活。虽然团中央机关有少年之家和幼儿园，可以稍解困境，但还是十分艰难。人家夫妻二人的定量指标，补贴一个孩子，已感困难；她一个人的指标，要补贴四个孩子，困难就更大，只能自己少吃或不吃，千方百计让孩子少受苦。邻居有同志出差，家有孩子没人带，小马就让邻居的孩子住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她有几个弟妹在云南，都很困难，小马经常寄些钱和粮票去。有一个妹妹在农村当小学教员，学校连钟都没有，只能看太阳来定上下课时间；小马知道后，就把自己的手表寄去。还有一个表妹，遇人不淑，遭遇不幸，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小马经常给她寄点钱去。
她是记者，工作繁重，生活如此困难，营养不足，严重影响她的健康。
我摘帽子以后，虽然还是吃不饱，还有繁重的劳动任务，但思想负担轻多了，只是想家。有一天，我用毛笔抄了一首古诗寄给她：“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她接到诗后，知道我心中悲苦，就来信表扬我毛笔字写得好。我知道自己的字写得并不好，也知道她这样说，为的是哄我高兴。虽然知道这些，但得到她的夸奖，还是很高兴。她在信中还告诉我一些让我愉快的事。她说：春天到了，百花盛开，她带着大晶和小英两个女儿到中山公园，孩子们到处跑，她自己到树荫处找个籐椅坐下来，泡壶茶，看稿子。
对中山公园我是熟悉的。接信后，忽然浮想联翩，一夜之间，写成一首自度长短句：
暮春三月，寒潮过罢，骤暖京华，一夜惊醒，千树万树梨花。中山园里，水榭堂前，风景如画。群莺乱舞丁香架，烟柳画桥雪山茶。游人如织，春装婀娜，不负那，艳阳天气，锦瑟年华。
争得一席地，傍着绿窗纱，一张藤椅一壶茶，斟酌再斟酌，文章传海内，一字不能差。任孩儿们烂熳玩耍。眼前景物千般好，压倒群芳，还数那，明眸皓齿，一对姐妹花。
可惜，那人在天涯，不然共泛兰舟，到荫下，却问人面好还是桃花。
怎生图将好景，和这番心事，一一告诉他；又只怕，画里的柳丝，系不住游子的心猿意马。牵挂，牵挂，越发想回家。
这是拟小马的口气写的，兴之所至，随意拈来，根本没有考虑格律音韵，而且通篇都充满着愉快的情调，其实当时我内心悲伤：被开除了党籍，还牵连小马和孩子们。写这样的长短句。一来是为了安慰小马，二来是想自我麻醉，苦中作乐，自我“精神会餐”而已。其实我心中常常默诵的，最能反映我悲苦心情的是另一首小诗：“枯鱼过河泣，后悔复何及。寄书鰱与魴，相戒慎出入”。
六
青年团的工作，不能作为终身职业，年纪大了，就要“毕业”。1964年，小马从团中央调到高教部政治部任宣传部负责人，不久就调去搞四清，任延庆县一个公社四清工作团的党委书记。1962年，我也已从北大荒调回，在通县麦庄公社劳动兼当秘书和统计。有一次我们回家见面，她谈起在农村所见所闻。她说：农村的贫困超出我们想像。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有一、两毛钱，亩产只有百十来斤，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常年靠吃野菜；有的家庭四、五口人只有两床破棉絮算是被窝；有的家连炕席都没有，晚上就直接睡在土炕上。搞四清，按上级布置，先是札根串连，访贫问苦，然后组织诉苦会，以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和四不清的干部进行斗争。但一开起诉苦会来，贫农不是诉地富的苦，而是诉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苦：砸了现成的锅去炼钢，把山上的树都砍光去炼铁，粮食没收成还要交公粮，饿死多少人。有的饿死了亲人的，诉起苦来声泪俱下。几乎许多村都有这种情况。后来上头说，诉苦会就不要开了。小马说，原来我们以为土改以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活会好起来，但十几年过去，许多农村比我们在土改时看到的还穷得多。她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去，想先抓一下生产，但不行，要搞阶级斗争，几乎连年搞运动，一个接一个，帽子满天飞，什么“漏网地主”、“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等等，七斗八斗，斗得干部群众人人害怕，心都散了……。
说着说着，我们回想当年参加革命时的理想和豪情壮志。难道我们革命就是为了使农村这样贫穷，农民这样苦？
四清运动本来整的就是农村基层干部。我虽然摘了帽子，但还是右派，更是被整的对象，是准敌我矛盾，因此时时处处被歧视，被凌辱，我心里很痛苦，自觉生命已没有什么意思，他生未卜，今生休矣，常常产生轻生的思想。小马发现我这种情绪，就替我打气，并分析道：“你现在政治不能搞了，文史也不能搞了，但你在农村，接触实际，应该好好帮助农民科学种田。你在联大上过生物课，对动植物的生理应有基本了解，这是有利条件。”她的这些话使我豁然开朗：原来我还可以有机会继续为农民做些事情的！小马又替我买了些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学起来。然后我就请有关的村干部和老农来座谈，帮助他们总结增产经验和减产教训，推广优良品种和讲解科学使用化肥的方法。这对促进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也使我增加了对生活的信心。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我虽然多次挨批斗，挨毒打，但还是勉强挺过来了。
七
小马搞四清不久，就被调回来了，紧接着文革开始。她是宣传部的负责人，大小也算个当权派，当然也被批斗，不久，又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干种水稻、盖房子等重活，还继续被批斗、审查。党支部被解散了，老党员们也一个个挨批，过关后，才能恢复党籍，恢复支部生活。
她在干校一呆就是五、六年，1974年才调到地震局。我回家时告诉她：农村养猪，生产队、大队的猪场，算是集体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因猪圈占地、青饲料、饲养员责任心不强等根本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仔猪死亡率高，育肥慢，钱粮大量亏损；而社员养猪则因全家关心照料、喂家庭吃剩的泔水剩饭菜、小孩打野草等，青饲料不成问题，所以省粮食，育肥快。大体上，集体猪场养猪平均四、五斤粮食，有的甚至八、九斤粮食才能长一斤猪肉，而社员户养则只费两、三斤粮就能长一斤猪肉。但有的县、公社干部认为集体养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员户养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社员养母猪，要卖猪仔，就说是资本主义行为；有的农户会养猪，收入比别人高，就被认为是两极分化，因此要加以限制，有的养猪多的户甚至受批判。我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多次向领导建议：应放宽限制，大量发展社员养猪。但我多次受到批判，说怪不得五七年把你打成右派，到现在你还是满脑袋瓜资本主义，要知道“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云云。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小马。她很生气，说这叫什么话。明明全国肉食都很紧张，大力发展社员养猪可以缓解吃肉问题，这是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益的事，却不许搞，而赔钱赔粮的事却逼着生产队搞。不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问题了，弄不好，又批斗你，给戴个什么帽子。她要我多收集些材料，不但生产队的，还要各公社的、全县的，以后总会有用的。我按她的意见办了，搜集上来的数字使我吓一大跳。据1975、1976、1977年三年全县统计，每年集体猪场亏损三百多万元，全县农村每户平均每年亏损37元，每个社员减少收入8元多，这在当时农民每年收入只有五六十元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小马建议我调查研究收集的材料果然后来派上了用场。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傅冬（傅作义将军的女儿，西南联大同学）和我一起到通县调查养猪情况，回来后，写了两篇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经济管理》和《人民日报》上，另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作为人民日报内参送中央，对调整养猪政策起了一定作用。
八
1978年夏，由于联大老同学邢方群的推荐，我从通县调到中国社科院主编《未定稿》。1979年春，我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组织上把我档案中关于我的“罪状”的材料发还给我，其中有我写的大字报和我的几篇文章（都已印出来，当时吴法宪等为了把我在全军搞臭，所以印出来发到各单位讨论，这样倒把我的文章保存下来，使我后来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思路，抚摸自己心中仍在滴血的伤痕）。小马看了这些材料以后对我说：“以前只知道你因为贴了刘亚楼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还听说你有什么反党的理论，内容不知道。原来就是这几篇文章，你在那个时候就能提出在分配上领导干部不要过多，以免脱离群众；工农差别不应逐渐扩大，而应逐渐缩小。现在证明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当时就注意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社会情况就会好得多，你却因此被打成极右，受尽折磨，我一想起来，心都碎了。”小马一边说一边抚摸我的头安慰我。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未能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一个人独自挑起重担。这些年的操劳，又因我的右派问题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再加长期营养不足，她原来健康的身体逐渐瘦弱，还过早地出现了白发，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她。
我编的《未定稿》在当时的解放思想运动中有颇大的影响，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她对此也很高兴。有重要的稿子，特别是关于农村问题的稿子，我总要和她商量。1979年10月，社科院陆学艺等三位同志去安徽调查。该省肥西县山南区共有近10万人，15万亩耕地，1978年种冬小麦时干旱，有77%的生产队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1979年产夏粮2010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许多穷队穷户一下子翻了身。但肥西县委受到各方面压力，说山南区包产到户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不得已，县委发出指示，还派出工作组，要山南区纠正，“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受到当地群众强烈抵制。陆学艺等带回三篇当地干部写的关于包产到户增产的调查报告，还有陆学艺等人写的一篇评论，指出：不管什么方式，能增产粮食，受群众欢迎就是好的。拿到这些稿子，我给小马看，她可高兴啦，说到底找到了农民增产的道路啦。她说，农业的特点就是要使劳动者和劳动的结果——产量、收入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增产，这就是农村自留地庄稼总比生产队集体庄稼好的道理。包产到户保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这有什么不好？她鼓励我把这些材料赶紧发表。不料当时的社科院某领导人对我严历批评，说这篇文章是分裂党中央，不许发表。我把此事告诉小马，她鼓励我力争，即使少印，也要把这些文章发出去。于是我以已经付印为理由，争取到作为“特稿”只印少数发给有关领导和学术界。但即使这样，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如甘肃省委原来准备下令取消该省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但接到本期《未定稿》后，改变了主意，同意作为试验搞下去。1980年秋，陆学艺和王小强赴甘肃调查，发现凡是搞包产到户的比不搞的产量都高得多，尔后得到普遍推广。
九
由于我们都搞过土改，小马搞过四清，又长期在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劳动过，了解农村的情况。我则在通县农村呆了16年，所以我们都很关心农村。我们时时谈起，解放后几十年，为什么农村还是这样穷，农民还是这样苦？归纳起来，有这些原因：1、农业合作化，本应按中央原来规定的“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去搞，是否参加合作社或单干，都完全由农民自愿。按照邓子恢的想法，如果合作社确实好，确实能增加收入，农民自然会参加。但是毛主席却违反了他自己亲手制订的自愿原则，用强迫命令和变相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搞合作化，接着又是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大刮五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多吃多占风）造成非正常死亡4000万人的大悲剧。这4000万人中，绝大部分是农民，而城镇居民则长期处于供应紧张，甚至“低标准，瓜菜代”。虽然后来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还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调动不起农民的积极性，劳动质量没有保证，所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量自然低；2、长期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资本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如养猪政策就是这样；3、农产品价格过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稍有改变；4、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欺压农民，基本原因是，平常没有民主，放任、包庇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胡作非为、贪污腐化，但一搞起政治运动来就不加分析，一概打倒，如土改时的“搬石头”，四清时作出“大多数基层单位不在我们手中”的错误估计；5、户籍制度把城乡分为两个不可逾越的世界，农民长期受到歧视。总的来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谈到的解放农村生产力、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而是往相反方向发展。兰考虽有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但如果基本的体制、政策没有改变，焦裕禄也无法改变兰考农民饿死、逃荒要饭的局面。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所见略同，我们的观点越说越贴近，就更感到所谓“老来伴”的意思，不只是生活上互相搀扶照顾，而更重要的是思想观点相同，感情互相交融，这才是更好的亲密的老来伴侣。奇怪的是，我们俩从60年前认识时起，到白头时，都是那么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特别是关心农村，也多次被卷入政治漩涡，为此吃尽苦头，但到老还不改。
十
前几年，又有一件事让小马大感不平。我们家的保姆肖姨的儿子小童是个农民工，本来在北京一家餐厅当保安并负责修理音响。2001年5月，该餐厅因装修暂停营业，童的一个在济南的朋友叫他来济南，他去了。该朋友在一个茶馆干活，童觉得在茶馆烧水、泡茶不能发挥他会修理音响的专长，不同意留下，正想返京。原来那个茶馆还是个妓院，楼上就有包间，而且老板对嫖客敲诈，要价很高。六月初，有一个嫖客嫖完之后说钱带不够，就开了张欠条，还留下身份证和地址，让茶馆老板带人去取。老板和童、他的朋友一起去了，却把欠条和身份证都放在童的口袋里。到该地址时已有几个便衣警察等在那里（也许这个嫖客就是警察派去的卧底），老板、童等被抓起来审问。一查，因欠条和身份证都在童身上，就把他当作主犯，把他双手吊起来十多个小时，他的朋友被警棍毒打，同时把他们几个人的手表、手机和现金几千元都拿走（没有打收条，后来也没有交还）。他们在派出所被拘留近一个月，判劳教三年，送往劳教所。名为劳教，实际上是强迫苦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干活，中间只吃三顿饭，每顿只给五、六分钟，一直干到晚上八点多才下班，干的活是为西餐的食具如刀、叉、盘子等“抛光”，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灰尘飞扬。每天每人发3元饭费，勉强可以吃饱，实际上他们每人每天干活创造的价值比3元大得多，其间的差额就成为劳教所和警察们的奖金、分红。“劳教”的人越多，劳动的时间越长，警察们可分的奖金就越多。为利益驱动，警察们就想尽办法制造多种借口多抓人。小童说，他所在的劳教队有一千多人，有的只因为在街上吵架，就被抓进来干苦役。
据说，警察是根据有关劳教的法规办事的。所谓劳教法规，就是警察可以把他们认为“轻微犯罪”的人抓起来，不必经法院审判，被抓的人也没有辩护权和申诉权，更没有律师辩护，不必有证据，警察、派出所说判几年就是几年。
既然是“轻微犯罪”，最多拘留不应超过一、两周，但小童却被判三年！
小马知道这个情况后，依旧是“嫉恶如仇”，非常气愤，说我们天天讲法治，讲以人为本，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她还找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书来看，要申诉，要为童讨回公道，还要求修改有关劳教的法规。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类事情太多了。
十一
1979年，小马从地震局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1982年我调中国社科出版社，我们对工作都比较满意。同时，党和国家也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一心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虽然还常有不顺心、看不惯的事，但总的来说，心情是愉快的，我和小马互相勉励，要保重身体，争取能过米寿（八十八岁）和白寿（九十九岁）。
有一次，有朋友送几个梨子来，我切开一个，很好吃，就分一块给小马。她说：“梨是不能分开的，分梨分离啊！”于是我想起当年我们在翠湖柳荫树下分宝珠梨吃的情景，说出歪诗两句：“昆明宝珠上市时，翠湖堤畔柳如丝。”说到这里，小马说：“你别说，让我续下去。”她想了一下说：“怪道今生常惜别，原来当初好分梨（离）。”说罢相对苦笑，又细细算了一下，几十年来，我们相聚的时间太少太少，分离的时间太多太多。小马为安慰我，说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我们总算是幸运的。我们过去的熟人，像齐亮，在联大时一起学习，一起工作，多么好的一个同志，被国民党抓去，在渣滓洞牺牲了，接着我们想起被特务杀害的闻一多老师和四烈士，想起在解放云南时牺牲的同学如陈月开（陈海）、吴国珩、曾庆铨等，不禁老泪纵横。
又想起，当年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的师生，建国以后在各个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真不少，如吴晗老师，是在被毒打之后，一根根头发被拔出折磨死的，潘光旦、向达、李广田、陈梦家、饶毓泰、叶企孙（饶、叶二位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他们分别担任过南开、清华、西南联大的物理学教授、系主任，２３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６位是清华物理系毕业生，７位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都含冤去世了。在1945年11月25日的晚会上，在蒋军枪炮声中仍然大声呼吁停止内战、要求民主的费孝通、钱端升、潘大逵三位教授都被打成右派，曾昭抡教授也被打成右派，被称为“难以企及”的“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和吴宓在晚年也备受折磨。
毛主席曾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话对于当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和进步学生是极大的鼓舞。但曾经领导联大的及其他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可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将帅级领导人——曾经担任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的钱瑛和华北局城工部长的刘仁，在十年浩劫中都被折磨死。曾经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在抗战期间代表中共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龙云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并同意在云南省政府内设立秘密电台和延安、南方局联系。由于龙云对民主运动的开明态度，禁止中央军抓捕进步人士和学生，才使联大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光荣传统，使联大和昆明成为民主堡垒。但华岗在1955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16年后瘐死狱中。龙云也因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提出意见，被打成右派。
联大的同学、地下党员被迫害死的也很多。据我们记得的如：后来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陈琏（只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范迪之（即范椿镛，只因为他当过美军翻译）、耿仁荫（女，在1946年底“抗暴”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文革中因被说成是北京市委黑帮的成员，被迫自杀）、李炳泉（抗战初期曾任联大群社的社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担任记者，他和另一联大同学刘时平探得国民党军队企图用数百辆军车突袭在平山的党中央，当时我大军在外线作战，形势非常危急，幸得刘、李二位及时将秘密情报电传给党中央，中央迅速揭露，国民党军队才不敢进犯，文革中李却被迫害致死）、邓特（在“抗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十分积极，被敌人逮捕，严刑拷打，他始终不屈，后因广大同学抗议，由北大校方保释出狱，解放后参加部队南下，在党校任教员，却被怀疑为自首叛变，虽经调查证明否定，但仍被逼供，最后绝望自杀）、尚嘉齐（尚钺的儿子，在学运中表现积极，李凌发展的党员，解放后调团中央学生部工作，后调吉林工业大学，十年浩劫期间被造反派打死后从楼上扔到地下，谎报说是跳楼自杀）。
联大的同学被打成右派或被戴上种种帽子的就难以数计。如袁永熙，抗战初期即任中共联大总支书记，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在“一二·一”和“抗暴”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却被打成右派，摘帽后仍被下放到农村中学教书，文革中几乎被打死……
我和小马回想起这些同学、老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使我们十分难受，老泪纵横。后来小马说，好了，好了，不去想吧，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且冤假错案也都平反了，今后也再不搞政治运动了，这类悲剧也不会再演了。我们是幸存者，应该振作起来，向前看。
十二
话虽然这样说，主观上也知道应尽量往乐观方面想，但心灵上的创伤，自己下意识是无法控制的，当年被殴打的情形时时在我梦中出现，有时做梦被一群人拿着棍棒追逐到悬崖峭壁，无处可逃，只得纵身跳下，惊醒出一身冷汗。
因此，我常不自觉地爱唱些悲苦的歌。
我爱唱歌，但五音不全，常常走调，被孩子们笑。但小马从不说这些。她还特别喜欢听我唱，有时一起唱。我唱歌的心情也只有她能理解。有一次我唱《夜半歌声》，当唱到“……风凄凄，雨淋淋，花零落，叶飘零……”的时候，她说：“太苦了，别唱了！”这一回，我没有听她的，继续唱下去：“在这茫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谁同我等待着天明？我形儿似鬼似的狰狞，心儿似铁石的坚贞。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誓要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啊，姑娘呀，只有你的心，能理解我的生平！只有你的眼，能看破我的衷情！你是那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你是那山上的树，我是那树上的枯藤，你是那池中的水，我是那水上的浮萍。……”唱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小马一边拿毛巾替我擦眼泪，一边说：“不要哭，不要哭！”她自己也哭起来，还低声叫我：“唱下去！唱下去！”……
十三
离休以后，我们生活的许多时光是在充满着文学氛围中度过的。
我们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者，特别喜欢苏东坡和陆游的诗和文章，我们俩人有时联句背诵，即一个先背诵某篇文章的头几句，另一个接着背下去。有一次背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小马背头几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该我接下去了，可是我一时记不起来。她说，我替你背吧：“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大概她早就向往那种“羽化而登仙”的意境，所以对这些句子熟记于胸，背起来如行云流水，非常顺畅，而且抑扬顿挫，铿锵有声，充满着感情。如今她已经“羽化登仙”了，我再也听不到她那朗朗的书声了。
对陆游的诗，我们也非常赞赏，如《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北望中原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双鬓已先斑。……”回顾我们这一生，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叹吗？
前几年，我到浙江绍兴旅游，曾经到沈园，回来给小马背陆游怀念已离婚的妻子唐婉的诗：“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小马接着背下去：“魂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她对陆游的深情十分感佩：唐婉已经死去四十年了，自己都快入土了，还对已故的前妻如此怀念。但是她也对陆游有意见：既然和唐婉如此深爱，为什么屈从母命，不知反抗，而离婚呢？
十四
1998年，我73岁了，好像应了一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突然得了急性胰腺炎，据说这种病死亡率高达80%以上，这可把小马急坏了。她到处奔走，托亲靠友，为我改善了医疗条件：好的医生、好的药物，还组织孩子和亲戚们轮流看护，终于使我再活下来，而她自己，也因着急，累病了。医院为我开刀动大手术，昏迷三个多月，一醒过来，头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我的病榻旁，美极了。我说：“你总是那么美。”她看见我醒了过来，当然很高兴，拉着我的手，亲了我一下，在旁边的孩子看见都笑了。又一次，隔了两年多，我在黄昏散步（锻炼），在附近街头突然昏倒骨折，她闻讯赶来，要来救护车，连夜转了三次院，到了天亮才确诊，把我送到较好的医院治疗，才得以康复。
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而她已经走了！
2001年秋，她搬重东西，造成严重压缩性骨折。她长期操劳，营养不足，严重缺钙，骨质疏松，住院三次，理疗、打针、吃药等，有时疼痛稍好一些，但无法根治，只能仰面卧在床上，吃饭、吃药都要人喂，翻身也得人帮助，身体日益衰弱，心肺衰竭，形销骨立，后来连正常进食都困难，只能靠点滴、鼻饲；肺呼吸也因难，靠呼吸器。后来医生说，不能长期靠呼吸器，要切开喉管帮助呼吸。医生认为这不是大手术，不必进手术室，只在她住的监护室进行，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医生说，没有料到，她的喉部的血管结构与常人不同，一切开血管，就大出血，血压降到零，周身各器官得不到血液供氧。这时医生才怱忙地把她转到手术室。出来时，还有一口气，但已成植物人了。原来，脑细胞缺氧不能超过10分钟；医院这一折腾，已经超过半个多小时，脑细胞全部死亡，而且不可能复生。我和孩子们在她病榻旁，无论怎样哀哭、哀喊，再也喊不醒了。过两天，医院就通知我们去医院，看见她时，已经去世了。大女儿一直守在病榻旁，握着妈妈的手，感到妈妈的体温逐渐下降、变凉，妈妈的生命逐渐消逝了……我和孩子们哀哀恸哭，但怎么也唤不回来了。我恨自己，我两次重病，她千方百计救活了我，对我是恩同再造，而这一次，眼看她一天天病重，消瘦下去，我却束手无策，愧对爱妻，抱恨终天。
我们也曾怀疑过，动手术为什么不到手术室？但病历、档案都在医院，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无可奈何。
小马在医院期间，她还叫我唱歌，有时还低声和我一起哼唱。我们最喜欢唱的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恋爱时唱的歌，因为这些歌能唤起我们对那段甜蜜岁月的回忆，如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还有《记得当时年纪小》：“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小马，小马，你醒醒，告诉我，“梦里花儿落了多少？”……
十五
小马走了以后，我写了一副挽联，浓缩了我们风雨同舟六十年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寄托我的哀思：
送爱妻小马西归
六十载相知，同德同心，患难备尝，甘苦与共。方期米白寿共享，卿何弃我猝西去？
一而再救我，操劳尽瘁，恩同再造。君染沉疴，我却无能空哀哭，音容永在不胜悲。
李凌泣挽
2003年秋 |